我们常说管理技巧。在我看来,现在的困难不是技巧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技巧不重要,但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对此,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变。但思维方式的转变必 须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以前毛主席说过一段话,很通俗,但是非常有道理。他说:官民关系搞不好,有人以为是方法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这是态度问题,而不是 方法问题。你对那个战士态度不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难以解决问题。你不是说到苏哈托的印尼和马科斯的菲律宾吗,就是帝制确实也辉煌了一阵子,但是后来 为什么衰败了呢?那是因为他们对老百姓的态度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迷失了。新加坡李光耀的独立那是很困难的,他三十一岁当总统,虽然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了,但是向何处走根本没办法!到后来他还是同老百姓打成一片才找到了路径和方法。说到底还是态度问题。
管理,说一千道一万是要直面人,直面活生生的人,要有一套直面人(用户)的作业流程。特别是泰勒那个很典型了,把作业流程都拍成电影。当然,那是早期阶段的企业管理。一切的管理说到底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企业管理至今走了(走着)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泰勒开始经过了好长时间,后来到上个世纪初,就是企业文化没 诞生以前。那个时候的企业管理基本上就是福特讲的那个话:“我要的是一双手,你怎么带着脑袋来了?”福特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就是把人不当人,当作工具。这 个观念到现在好多人也没有真正的涤荡清楚。比方说,人们喜欢说的我们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如果你反问他你为什么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他说“因 为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这就是丹尼尔讲的那个“牛奶社会学”——我给牛多加一点草料,就是他给我多产一点奶。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企业文化诞生以后。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对此,美国人是深有体会的。企业文化最先是由日本人 搞起来,但是真正的出书是包括威廉·达内在内的好多美国人写出来的。他们深深地感到,他们的那个理性主义,也即拿人不当人肯定是不行的。后来甭管是韦尔 奇,还是后来的伊梅尔特、郭士纳,这些人最重要的就是跟工人打成一片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企业文化诞生了。企业文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的价值追求放在第 一位。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1995年开始的。这个阶段又发生变化了,就是客户经济阶段到来了,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客户手里边,不是企业内部决定了。原先不是企业内 部人控制老板嘛,信息不对称,瞒着股东股东也没办法,这叫公司经济。后来干脆叫做客户经济,客户说了算,客户买你就有利润,客户不买你就没有利润;客户买 得多你的利润就大,客户买得少,你的利润就少。
张瑞敏总结过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福特阶段,叫做谁生产得快,谁买得多谁发财;第二个阶段就是日本的质量兴起,那个时候就是谁做得好,谁质量高谁就买得快;第三个阶段就不一样了,由于客户的个性化、 特异化起来了,就成了“谁做得对谁买得快”。前几年,诺基亚和爱立信、摩托罗拉三家竞争的时候,诺基亚是怎么打败他们的呢?诺基亚的手机质量也不见得比其 他两家高,但是,它针对新新人类——就是那些80后年轻人,产品设计得好,它买就快,结果它就胜出了。这是“做得对”,而“做得对”背后就是客户经济。
现在的企业管理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了。
1990年我的《企业文化概论》一书中就驳斥了“为什么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呢?因为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的观点,我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人是 工具?我为什么关心他、爱护他?因为他是我的工具?荒谬透顶啊!但是到现在好多人也没转过来!文化大革命当中批判少奇那个“驯服工具论”……
现在看来,管理这三大阶段的划分是很有意义的。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国家管理走过了哪几个阶段,这是倒值得研究的。我们企业不是讲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美誉度嘛!国家也得讲人民群众对你的满意度、忠诚度、美誉度。
所以,我想,我们的国家管理仅仅局限在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种划分上是有问题的,是不够的!还是以前毛主席说的那个话,一切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关键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按照老百姓的利益、要求、欲望去制定,反过来你贯彻执行的时候当然老百姓就拥护,就赞成,当然就执行得顺畅一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从客户中来回到客户中去的原则,这也可以叫C2C。我的书中称之为“营消”:企业要经营消费,经营消费者的消费生活。
国家管理也是这个问题。你各项政策制定了,贯彻了,老百姓拥护了,政策的实践当中老百姓尝到甜头了,真正解决了民生问题了,那你这个政策才是正确的,否则就不算数!
微观的企业管理和宏观的国家管理可以比较进行,相互参考借鉴。最要紧的是抓住以人为本这条主线,但是,以人为本的主线千万不要片面传到仅仅抓技巧方法上去,技巧方法一定要讲,但是那个一定不是本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