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性文化节昨天在广州火爆开场，第一天进场人数接近5万人，比去年翻了一番。来自亚洲性学会、中国性学会、中国性法学会、香港大学、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广东
省人口与计生委、广东性学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市司法局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在现场举办“性学专家论坛”，就当前公众关注的热点性话题与现场市民和记者交流，专家们会后还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
如何面对“婚外性”?
本报记者：上月公布的由中国性学会、中国医学会联合开展的《中国性健康状况网上调查》，受访人数超过7万，以40岁以下人群为主。调查发现，在男性已婚者中，有过婚外性关系的占47.4%，经常保持的为13.5%，分别比女性高5和6个百分点。公众应当怎样对待“婚外性”越来越普遍的现实?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教授———这是网上调查的一个初步的结论，样本量有限，受访者是上网人群，因此现在还缺乏对中国人婚外性的一个全面的调查。但是婚外性普遍化是一个趋势，值得重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积极进行教育和引导，提醒有关当事人，婚外性的风险很大，对家庭和谐、社会安定有隐患。亚洲性学会首届会长、香港大学吴敏伦教授———在台湾、香港对婚外性的调查结果与大陆的数据差不多，欧美的比例则更高。这是全世界普遍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大问题，与文化背景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婚外性的发生，很多是因为夫妻间性关系不够和谐，在选择伴侣前没有全面考虑到性的重要性，婚后又没有维护好，努力去互相适应，改善这种现象要靠性教育，提高婚内性质量。广州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邱鸿钟教授———婚外性是比较隐私的问题，游走在法律边缘，主要靠道德约束和诚信教育。女性对婚姻诚信的失望，会带来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不少邪教痴迷者的家庭就起源于婚外性。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教授———“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确实是性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很大问题，婚外性现象不能靠行政命令强行禁止，而要靠非政府组织的宣传。性学会一直以来积极推进性教育，普及性科学，提倡性文明就是为了帮助提高性生活质量，改善夫妻关系，稳定家庭和社会。
性骚扰立法是否可行?
本报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修改《妇女权益保护法》，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得到立法保障，但对性骚扰的法学定义并不明确，禁止性骚扰的现实执行性有多高?有人质疑，在性骚扰立法上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认为男性也可能遭受性骚扰，专家有何看法?中国性法学会副主任、广州市司法局三级警监、法学教授张劲松———性骚扰必须是以性侵害为目的，实施令他人反感、厌恶、不能安宁的行为，包括肢体接触、语言和手机短信息等手段。现实生活中男女都有可能被侵犯，对异性、同性的侵犯都可构成性骚扰。目前法律上对“性骚扰”仍然缺乏准确的定义，我个人认为，必须具备四大要素：1、有这种故意的行为;2、有实质性的侵害;3、有充分、确实的证据;4、应当受到行政或法律的处罚。在实际操作中，性骚扰的取证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了解到很多案例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难以进入诉讼程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张滨博士———性骚扰立法不应该有性别歧视，因为不少男性也遭受到女性的性骚扰，从“抗性骚扰力”来说，男性反而是不折不扣的弱者，因为男性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他对性刺激的反应比女性更为敏感，要想坐怀不乱，男性付出的努力更大。“女扰男”与“男扰女”形式上略有不同，男性对女性的有意骚扰多，女性对男性的无意骚扰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子喜欢穿得很凉快，低胸、露背、超短裙，这种打扮对于一些血气方刚的男士就是难以忍受的挑逗，这时男士如果投诉被性骚扰，往往被看成“神经病”。面对性骚扰，男性也要有自己的防线，对于自己认为着装过于性感，行为比较出格的女性，应当勇敢地表达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