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情的误解，纷乱了幸福的脚步。当命运的死结终于用代价打开，一切都为时已晚

　　接婆婆来家安度晚年，结果却背离我们的初衷。

　　结婚二年后，先生跟我商量把婆婆从乡下接来安度晚年。先生很小时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婆婆唯一的寄托，婆婆一个人抚养他长大，供他读完大学。"含辛茹苦"这四个字用在婆婆的

　　身上，绝对不为过！

　　我连连说好，马上给婆婆收拾出一间南向带阳台的房间，可以晒太阳，养花草什么的。

　　先生站在阳光充足的房间，一句话没说，却突然举起我在房间里转圈，在我张牙舞爪地求饶时，先生说："接咱妈去。"

　　先生身材高大，我喜欢贴着他的胸口，感觉娇小的身体随时可被他抓起来塞进口袋。当我和先生发生争执而又不肯屈服时，先生就把我举起来，在脑袋上方摇摇晃晃，一直到我吓得求饶。这种惊恐的快乐让我迷恋。

　　婆婆在乡下的习惯一时改不掉。我习惯买束鲜花摆在客厅里，婆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你们娃娃不知道过日子，买花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

　　我笑着说："妈，家里有鲜花盛开，人的心情会好。"

　　婆婆低着头嘟哝，先生就笑："妈，这是城里人的习惯，慢慢的，你就习惯了。"

　　婆婆不再说什么，但每次见我买了鲜花回来，依旧忍不住问花了多少钱，我说了，她就"啧啧"咂嘴。有时，见我买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她就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我--如实回答，她的嘴就咂的更响了。先生拧着我的鼻子说：" 小傻瓜你别告诉她真实价钱不就行了吗？"

　　肥胖的妇女患乳腺癌危险性最大，尤其是在更年期时体重大幅增加。这是因为身体中的油脂形成一种荷尔蒙雌酮，它的增多会引发生成乳腺癌。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饮食结构问题。这位教授在调查时发现，在食用鱼类水产品较多的日本患乳腺癌的比例要比德国少4到5成。而在德国肉类食品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主要食品。

　　葛贝尔的调查还发现，妇女来月经的年龄对乳腺癌的发生也有一定影响。现在女孩子来月经的年龄已从原来的16岁下降到13岁。这样她们的身体里就较早地产生了雌酮，它对乳房的影响时间长，会增加患乳腺癌发病的可能。德国东西部妇女患乳腺癌的比例明显不同，原东德地区的妇女患乳腺癌的比例要比西部少得多。因为原东德人中妇女一般生育较早，而且平均有3到5个孩子。科学实验表明，早生育和喂奶时间长的妇女患病的可能性小。

　　在德国妇女更年期一般要服用含大量雌酮的药物，它能解决更年期妇女盗汗、心虚和失眠等症状。但如果服用这类药5年以上患癌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此外，在对上万名患乳腺癌的病人调查中发现，经常饮酒的妇女患乳腺癌的较多，每天一杯红酒或一杯啤酒就可能是乳腺癌的导火索。

这是一位署名小豫的女孩写来的长信，字里行间能读出她忐忑又迟疑的心情：“……我自认不是一个相当随便的女孩，却在一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不慎喝多，也许是因为酒精的冲动或太过寂寞，我和送自己回家的那个男孩发生了关系，事后我狠狠地骂自己，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夜情……可那个男孩竟然开始约会我，我感觉他并不是浪荡的人，两人开始了交往，一年过去了，除了那晚的荒唐，我们和其他情侣没有什么不同，感情也很甜蜜……直到昨天，他向我求婚，我又突然想起了那个尴尬的晚上。”

“……现在的我很犹豫，我和他是因为一夜情而认识的，我怎么可以保证他以后不发生同样的事？更何况，在他眼中，我难道不是一个随便而开放的女人吗？作为一个男人，他即使愿意娶这种的女人为妻，以后心里会不会有疙瘩呢？我们的婚姻能牢固吗？”

小豫的担心似乎不无道理，为此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希望他们的建议能让小豫得到一些参考。

结婚以谨慎为重

戈女士

来信中的女孩，将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了一个一夜情偶然认识的男孩，而戏剧性的是，他们竟然要结婚了！一夜情就能结婚的情侣实在是凤毛麟角，天上的馅饼这么准就砸中了来信的女孩，真是恭喜恭喜，你们两个缘分不浅。但是，很遗憾，作为女人，我并不赞成将自己的婚姻交给这样的男人。

我很理解，女人总是有所谓的第一次情节，也就是女人对于自己第一个献身的男人，总怀有不可理喻的深厚感情，因为第一次而结婚的女性不少，但是获得幸福的确是不多。那是当然的，只是在乎自己的完整性和他人的眼光，不管是不是合适就委曲求全，幸福不幸福完全靠运气了，而运气这东西从来就不符合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更何况，你要结婚的对象，是因为一夜情而认识的，幸福的运气又更要大打折扣了。

茫茫人海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的几率是千万分之一，相爱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他可以和你一夜情，那么你怎么知道，在你之前，他曾经有过多少个千万分之一呢？一想到这一点，就叫人实在放心不下。一个好男人，绝少会出现一夜情的事件，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一夜情的对手，那么十有八九，他会是惯犯。

我和J(代名)接触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不足8个小时。她是一名只有19岁的艾滋病患者。认识J是通过她发来的电子邮件：我是一名19岁的艾滋病患者，也许我将不久于人世。有些话想对你说说，不知你是否信任我并愿意听。如果愿意，告诉我你的电话，我会和你联系。

此后，我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是J的朋友。他告诉我，J将在3月20日上午10：00，在天津伊势丹商场门前等我，如果超过半个小时后我仍然没有到，那么，她将不会再跟我联系。我问对方：“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她呢？”男人犹豫了一下，说：“你看见商场门口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 (中国.性健康网)

直到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我对J是否能够如约前来仍然没有把握，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游戏”。

10点10分，一个至少有1米72以上、极其消瘦的女孩子蹲著大步伐向我走过来。她很漂亮，除了明显的苍白和衰弱，形象几乎完美无缺。她有一头棕红色的短发，整、顺滑，在阳光下幽然闪光。她说她就是J。我习惯性地伸出手，她的手只在空气中挥一下就放下了。她说话时嘴角轻轻牵动，速度很快，没有笑容。

　　几乎大半天的时间，我们是在南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西餐厅里度过的。那里有可以上网的电脑、来自各地的时尚杂志和摆放在每一个铺著格子布的餐桌上已经不太新鲜的玫瑰花。我曾经试著从聚在前台小声聊天的服务生们的眼光中搜寻与众不同的神色，但她们看著J和我的眼神的确与对任何顾客都没有什么不一样。茶水端上来的时候，J示意服务生退下去。她没有给我斟茶，而是很自然地从随身携带的双肩背包里取出一个旅行用的水杯放在面前。她说：“咱们喝茶吧。”

　　如果说在和J的接触过程中曾经有过可以叫做感伤或者怜惜的情绪，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直到写下这些回忆，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她的形象从所有复杂的背景上单纯地升起来，仍然可以听见她淡淡地说这句家常的话———咱们喝茶吧。而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过了这一天，就注定一生都不可能再有机会一起喝茶了。

　　那天离开小餐厅之前，J始终没有起立过，她定定地坐在我的对面，缓慢而有条理地细数从她“有记忆以来”的经历。她说：“想跟你说这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已经放弃了治疗。我想我应该快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免得自己痛苦，也免得贻害别人。”

　　一个19岁的女孩子，她的经历能有多么复杂呢？有一瞬间，J的面容渐渐沉进那潮水般往事的底里，透过这一切，我看见19岁的自己坐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石头台阶上，看街头的红男绿女，盼著能早些大学毕业了去挣钱来买一支口红。

　　J的第一支口红出现在还差21天就是16岁生日的那个晚上。黄昏回家的女孩子看到了母亲的出轨和父亲的绝望，第一次明白了这就是命运——以后的自己将孤苦无助。母亲和不认识的男人坦然离去，临出门，留下了10块钱。那薄薄的一张纸捏在手里仿佛禁不住小小的一阵风，J说，当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但她没有花掉那10块钱，因为想不好是不是应该把它作为对母亲离家的惟一纪念。以后，即使在最窘迫的日子里，这10块钱一直像救命稻草一样放在身边，和预感的一样，母亲再没有回来。

　　那天是J第一次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清晨离开的时候，她哭了。她没有拿那个人的钱，她觉得她不要任何补偿，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补偿一个女孩子突然终止和丧失的青春。她只要了一支口红——那个人是从南方到北方来推销化妆品的业务员，偶然相识以后，曾经告诉过J，如果她愿意，可以带她走。

　　J没有再让那个人找到过她。她开始过著放纵的生活。她有钱了，有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也有了短暂的欢娱和长久的不愉快的记忆。J说：“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活著。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会结婚，不会要孩子的。我害怕我的孩子有和我一样的经历。我常常想，要是有一天，我妈妈还能想起我，还想了解我的事情，希望有人告诉她，活著的时候，我很好，没有抱怨过什么。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如果早就决定了要这么对待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到这个世上？”#p#分页标题#e#

　　J是从发现自己的感冒总是不能痊愈开始隐约意识到危险的。她坐在网吧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查寻有关艾滋病的一切。第二天，她跑了很远的路，到了另一个城市，隐姓埋名地去医院化验、在街头闲逛著等化验结果、取了化验单之后像逃跑一样地离开……2000年的最后一个冬至的黄昏，她一个人把家里能用水洗的东西都洗了一遍。然后，她开始细细地洗澡。J说：“我知道怎么洗也不能把自己洗干净了。”

　　深居简出的日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如果要维持游丝一般的性命，每年最少要8万元，J没有那么多钱。“我没想到这么一种病，反而让我安静下来了，也变成了一个规矩人。我不和任何人有亲密的接触，尽量少到公共场所，我不在外面吃饭，为了不用人家的餐具；只要能走路去的地方就不坐车，为了不沾别人也要沾的东西；我耐不住寂寞了也去去酒吧，但我不和别人搭话，只喝听装的饮料，因为觉得那种包装可能不可回收……我知道这种病不会通过这些传染给别人，可我忍不住就是要这么做。”

　　J把她的小旅行杯抱在怀里，轻轻地呵气，茶水的热气嘘到她的脸上，惨白之中略略渗出一点血色：“我找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告诉你，其实我是很后悔过去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女孩子会有和我一样的遭遇，甚至可能有的人家发生的事情会比我家的事还糟糕，但这些都不是让一个人去糟蹋自己的借口。我想做一个坏榜样，成为这些人的前车之鉴。”
凝视眼前这个用3年时间走完了道德两极的女孩子，我只有认真地点头。

　　告别的时候，J送给我一只玫瑰胸花。她说：“想了很长时间，应该送给你一件什么礼物。送鲜花，你会看著它枯萎；送干花，总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后来看见了这个，才8块钱，可是什么时候看见都是漂亮的，就给你买了。希望你以后还能想起我来。”

　　等待服务生来结帐的当儿，J突然紧紧盯住我问道：“你为什么不怀疑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还要大老远地跑来听？”我们的目光牢牢地交汇在一起，我说：“来之前，我没有把握。看见你，我就知道我对了。因为，你戴的是假发。”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J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那是在她讲述母亲离家、父亲自杀和自己拿著化验单走在夜晚的异乡街头时不曾有过的。她哽住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话：“对这3年来发生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抱怨，但是我有至少一千次后悔的理由。”

　　离开J以后，我总是会在不经意中想起她说的话：“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想起这句话，眼前就会出现她慢慢地、慢慢地把那顶漂亮的假发轻轻从头上拉下来，稀疏的头发仿佛没有生命一般贴在她的头皮上。以后，也许这个形象就会逐渐被其他形象取代，没有人记得有过这样一个女孩子和她讲过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就是J付出的代价。

　　离开J以后，我常常在想，我们总是不屑于那些来自书本、来自他人或者来自长辈的经验和教训，是不是一定要生活本身发出沉重而致命的一击之后，才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危险正是我们自己悄悄种下的，就像年轻的J为自己种下后悔的理由？